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中止了遣唐使，日本同中国政府间的交流也一度停止。
而传到日本的这一部分的唐代文化却慢慢融入了日本文化中，并且被传承和发展，从而孕育出了一段新的日本国土文化。
随着唐的灭亡，经历了五代直到宋代，日本又开始吸收崭新的宋代文化。宋、元、明各个时期，通过公、私的贸易船，以禅僧间的往来为主体的两国间的相互交流日益增进，中国的各种文物流传到了日本。
本文主要收录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宋画，以饗读者！
绢本着色 各150.3×90.9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在中国江南的毘陵（常州）等地，自五代以后，着色画，水墨画中均频频出现莲池水禽图。本图带有五代南唐顾德的款印，但属南宋末期着色画的代表性作品。画作中可见莲花自蓓蕾到开花再到落花的时间的推移。三井家旧藏品。
绢本着色 各25.2×25.5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李迪为仕奉中国南宋宫廷的画院画家，是南宋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从现存作品的纪年以及其子李德茂（亦为画院画家）的经历等来判断，可知李迪应活跃于南宋前半期，即十二世纪后半。李迪擅长描绘花、鸟、以及动物，本画为李迪现存作品中的最高杰作。由于两幅均题有落款「庆元丁巳岁李迪画」，可知为庆元三年（西元1197年）的作品。芙蓉的品种应为醉芙蓉，最初花呈白色，接着会逐渐带有红色。本画的描写极为写实，用笔纤细且色彩层次微妙，因而富于情趣。善用余白的画面空间也显得自然而静谧。两幅画本来应为各自独立的册页，但为了配合由日本茶道的审美观所诞生的”唐绘”鉴赏（在此唐绘指自中国带回日本的绘画），因而被改裱成一对挂轴。
绢本着色 各118.8×51.7
东京国立博物馆
金大受，南宋时代浙江宁波具有代表性的佛画师。本图各幅有落款“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大受笔”，绘于庆元元年（1195）之前，当时的宁波被称为“明州”，作为现存浙江佛画中时代最早的作品而闻名。金大受所绘的罗汉笔锋收敛，形态把握准确，其赋彩也是巧用中间色，采用协调的自然表现手法，在宁波所绘制的罗汉图中也属于佳作。作为摄州多田院的镇院之宝而传来。曾为原邦造旧蔵。16幅作品中，现已确认有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的10幅，以及群马县立近代美术馆馆藏的1幅，其他5幅估计流失海外，所在不明。
绢本着色 100×54.5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本图是一幅著名的“赵昌之曲竹”作品。其以细腻的笔法和鲜丽的赋彩，写实地描绘出曲竹、以及周围的地瓜、鸡冠花、蝴蝶、蜻蜓、金钟儿、纺织娘等草虫。一般认为草虫图中描绘的花草和昆虫各有寓意。例如：瓜的寓意是子孙兴旺长久，而本图中也画有瓜。此外，鸡冠花上与蝈蝈，表示出人头地的“官上加官”吉祥图。而本图中虽未画有蝈蝈，但推测是以鸡冠花来表示出人头地的寓意。相传本图作者为赵昌，是北宋前期的画院画家，据说是画花鸟、尤其是画花木折枝的折枝花名家，自称“写生赵昌”。本图为传赵昌作品，但依然是现存草虫图中的顶级之作。画上有“杂华室印”之印，据说为足利义教之印，在日本作为东山御物而被珍藏。曾为浅野家旧蔵品。
纸本墨画淡彩 45.2×299.5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陈容是南宋末期的文人画家，长乐(福建省)人，号所翁。一说亦号所斋，端平2年（1235年）进士。擅长画水墨龙，驰名于宝祐年间(1253-58年)。本图卷末有“所斋”之印，据称为陈容之作。
绢本着色 47.1×36.7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这幅猴图在表现上非常出色，超越了单纯的写实，在众多的宋画当中亦堪称名品。据说所画的是日本猴而非中国猴，除水墨之外还使用了金泥，工笔细腻自然。南宋画院画家毛松所作的说法始于狩野探幽，但此说缺乏依据。曾由武田信玄捐赠与曼殊院觉如。
绢本着色 28.0×29.0cm
山本达郎氏捐赠 东京国立博物馆
马麟是活跃于中国南宋时代宁宗（1194～1224在位）时期的宫廷画院画家，他是南宋画院的代表性画家之一马远之子，秉承家学，善长描绘山水、花鸟、人物等。本图中附有相传为能阿弥所写的标题“梅雀 右 马麟”。本图在日本自足利将军家以来，一直作为马麟作品而流传于世。图中无落款，是否为马麟作品尚不确定，但从梅枝的笔法表现与马远派相通，此外，梅花、雀等的表现手法细腻，属于南宋院体画的特色。画面右上角有“杂华室印”（白文方印），据说是第六代将军义教的鉴蔵印，与东山御物一脉相承。在日本还有收藏于五岛美术馆的“梅花小禽图”，传闻也出自马麟手笔，与本图尺寸相同，也有“杂华室印”，与本图一起作为双幅画供人鉴赏。曾为山本达雄旧藏品。
绢本着色 25.0×26.1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郊外田野、流淌的小河、参差的河岸、群栖的小鸟等，描绘此类浅显景色的画被称为“小景画”。传统上将中国五代时期的画家惠崇尊为小景画的始祖，此类画为北宋时代末宗室画家们所好，其后的画家们也对这种特殊的画态颇感兴趣。小景画的遗作不多，年代久远的作品更加稀少，而本图就是其中难得的遗作之一。图下方绘有大雁群栖在败芦枯蓼的汀洲中，是小景画中常见的情景。右方的土坡为细竹林，其中有枯木如倒卧一般伸出一枝树干。枯木梢上停着一只小鸟，令人印象深刻。枯木上还夹着两枝斜向伸出的竹子，其中一枝下垂，竹枝张开将视线遮住。竹子以细墨线勾出，淡绿色赋彩。芦苇以淡墨色勾出，淡褐色赋彩。枯木以抑扬笔线勾出，加淡墨的小笔触绘成。与此类竹与树木的描绘手法相比，大雁并无轮廓，即采用“没骨”技法，展示了主题与画法的传统，意味深长。水面和余白以淡蓝色渲淡，用来充实空间表现。
作为这种小景画的遗作，有传赵大年笔的《山水图》（重要文物、大和文华馆收藏），本图中大雁、小鸟等描绘技法元素与其类似，但上图采用开放式构图的表现手法，而本图则具有向心性，在描绘上更追求精致，自然地透露出一种有别于其他画作的风格。经推测，其制作年代应不晚于南宋初期，可谓是小景画乃至宋代山水画的珍贵遗作。
绢本墨画淡彩 77.6×33.0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马远为南宋中期代表性的画院画家，长于山水人物画。本图描绘的是曹洞宗祖师洞山良价在云游途中，涉水之时见到自己水中之影而恍然大悟的一刹那，是为数不多的马远的真迹之一。图上有南宋皇帝宋理宗的皇后杨妹子之题字。本与天龙寺所藏的云门大师图、清凉法眼禅师图同为描绘禅宗五祖的画作之一。田中丰藏旧藏品。
绢本墨画淡彩 21.6×22.5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这幅宋画名作完美的刻画出雀巢内外忙着振翅欲飞的雏雀们可爱的瞬间之姿。作品未描绘背景，而是采用水墨及淡彩， 以异常细腻的笔风，准确描绘出雀巢及雏雀。画面真实的仿佛可以听见雏雀的鸣声和振翅声，雏雀羽毛的细腻表现，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雀巢线条的刚劲且直接的表现方式，可以看出画家的不俗功力。狩野惟信(养川院)在箱书（即名作相关记录）中曾将其作为南宋画院画家宋汝志之作，但并无确证。宋汝志为钱塘(浙江省杭州)人，南宋末期的理宗景定年间(1260～64)左右供职于宫廷。据说其师从同为画院画家的楼观，长于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的绘画。相传在南宋灭亡之后，其归入道教做了道士，但详细情况不甚明了。一般认为该作品与船载运至日本的其他宋画的小挂轴一样，原本是作为画册而绘制的，但舶至日本后，为了配合茶道情趣而将其改装成挂轴以供鉴赏。浅野家旧藏品。
绢本墨画淡彩 26.7×50.6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本图描绘了在广漠寒江中钓者乘舟独钓的场景，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余白效果的马远派的杰作。但是，在船的略微靠上方一带有绢补接的痕迹，由此推断，此作品原本可能是一幅更大画面的作品。另外还有源自南宋宁宗妃恭圣皇后所居坤宁殿的’辛未坤宁秘玩’印。
纸本墨画 81.1×30.5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作品以简炼的笔法出色地表现了诗仙太白的形象，堪称梁楷的’减笔体’水墨人物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图上的鉴藏印为巴思巴文字所写的’大司徒印’，据说是仕于元朝的阿尼哥之印。从狩野家摹本可知，在江户时代，此图与东方朔图成对。曾为松平不昧所藏。
京都国立博物馆
中国湖南的潇水与湘水合流之后，汇注入洞庭湖一带，自古以来以名胜之地而闻名，文人骚客从潇湘的风景选出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静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等八景。据传在北宋时期十一世纪中叶左右，文人画家宋迪开始将这八景合绘成为一卷。自此以后，潇湘八景成为许多画家喜爱的画题。这件作品是把南宋时期十三世纪左右，把擅长水墨画的禅僧牧溪所绘图卷一景一景的裁断，改装为轴辐作品的其中一幅。关于此，一般认为是足利义满将军（1358－1408）所为。由于本图末尾有足利义满将军“道有”的鉴藏印，其后又为织田信长所收藏，因此曾经是倍受瞩目的名作。本图的构图与笔墨乍看之下十分简单，但是画家重复的施以淡墨、利用墨色的变化成功地表现出为烟雾所包绕的潇湘地方，湿润大气的动感以及光的移动等等。不只是烟云惨淡之状，还有活用了平远构图这一点，都可以说是继承了潇湘八景图创始画家宋迪风格的杰作。
绢本墨画淡彩
东京国立博物馆
梁楷，南宋宫廷画家，擅绘人物、山水、道释、鬼神。师从南宋初期的宫廷画家贾师古，且画风飄逸，被赞誉为青出于蓝，据说其精妙笔法令宫廷之中无人不为之折服。出山释迦图与雪景山水图是展示梁楷精妙笔法的人物画与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出山释迦图所绘的是释迦在领悟长期苦行并非证悟之道后走出深山的姿态，从图中的落款“御前图面 梁楷”来看，明显可知此为他在宫中所创作的作品。而释迦容貌的精细写实表现手法早已超越形似，似乎向人们传递着释迦的内心，实为佳作。
纸本墨画 72.7×31.5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梁楷的人物画继承了北宋末期文人李公麟的白描画，其所擅长之处在于所谓’减笔体’的凝炼简略的水墨表现。六祖截竹图与李白吟行图同为梁楷水墨人物画的代表作。曾与“六祖破经图”(三井文库藏)成对幅。
纸本墨画 各35.3×64.4cm
东京国立博物馆
石恪为五代后蜀画家。师从画火名家张南本，精通水墨人物画。石恪之画，面貌细腻，衣纹粗简，画风飘逸，堪称极品。他的画也奠定了后来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基础。此二祖调心图与石恪的水墨画风最相仿佛。一说认为该作所画非中国禅宗的二祖慧可，而是丰干、布袋等禅宗散圣。
东京国立博物馆